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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地区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建设的启示
  • 发布时间:2015-12-02 16:58:33
  • 来源: 上海市再担保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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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5月,上海再担保董事长徐菲、总助汪合黔、市场总监宫建新3人组成的考察小组,对台湾地区的金融机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和中小企业开展了为期六天的交流学习和考察活动。
(阅读提示:科学的顶层设计、完善的社会征信体系、充分竞争的银行业,以及良好的社会创业氛围,是台湾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成功的前提条件。)
 
2015年5月,上海再担保董事长徐菲、总助汪合黔、市场总监宫建新3人组成的考察小组,对台湾地区的金融机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和中小企业开展了为期六天的交流学习和考察活动。
图:考察小组与台湾信保基金双方合影留念。
在考察小组看来,台湾地区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建设非常值得大陆学习和借鉴。
(一)科学的顶层设计是台湾地区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发挥作用的根本前提
台湾地区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有着统一的、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
1.主体的唯一性
台湾中小企业信用保证基金(“信保基金”)是台湾地区唯一的担保机构,隶属台湾“经济部”。这与韩国、日本的情况类似,即从国家或地区的层面看,担保主体具有唯一性,而不是遍地开花地成立担保机构,这种顶层设计最突出的作用就是保证了担保机构在银担合作和制度安排中享有话语权。纵向看,担保机构主要采用“总-分支”的模式,可以确保政策执行、服务模式和风险管理的统一性。而大陆恰恰缺乏这样的顶层设计,即使在省级层面也缺乏较为清晰的服务体系。
2.政策性的功能定位
信保基金是财团法人,成立40余年来,所获各项捐赠约合人民币238亿元,截止到2013年,净资产约合人民币108.29亿元。以上数据表明,信保基金其实是长期亏损的。但信保基金发挥的功效却远远不是损失的100多亿元。大陆担保行业与台湾有所不同,客观上一直在推行担保行业的市场化,民营担保机构始终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从政策面上看,大陆各级政府希望担保机构既能专心服务中小企业,又可获得市场化下的社会平均利润。然而,发达国家和地区及大陆担保行业自身发展的实践证明,至少在现阶段,这是“鱼与熊掌”的关系。
3.资本金来自捐赠
信保基金的资本金主要来源于“政府”和各类金融机构的捐赠。既然是捐赠,捐赠者就无权行使正常的股东权利,不得干预基金的经营管理,信保基金只服从于“政府”设定的目的,并由专业人士进行管理,同时,信保基金设立董事会和监察人对包括总经理在内的运营团队进行指导和监管。信保基金董事会和监察人成员虽然来自“政府”、银行和大学,但其代表的并非所在机构,而是“中央政府”,其作用类似“独立董事”。
相比较而言,大陆担保行业在高举服务中小企业大旗的同时,多数担保机构都不同程度地按照市场化条件下“资本”的诉求竭力获取社会平均利润甚至更高利润,其根源就于担保机构的资本金大多来自国有或民营企业法人的投资入股,而这些股东都具有强烈的逐利性。这一问题在再担保机构中更加突出,作为明确具有政策性功能定位的再担保机构,大多数都囿于股东的盈利性要求而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会效益的发挥。
4.银担平衡的风险共担机制
信保基金在与银行合作中始终坚持风险共担。这种做法有利于充分调动金融机构的积极性,合理共享担保和银行的业务信息,避免重复劳动,提升作业效率和风险管理水平。
相比之下,大陆的银担合作主要是一种“风险单向转移”的畸形关系,即金融机构把担保机构视为风险转嫁对象。根据银担之间的保证合同,大多数情况下,担保机构承担了100%的风险。这种畸形机制造成了两大负面后果:一方面,银行因承担零风险而缺乏控制风险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无法发挥银行在信息收集、信息分析、信息共享和风险管理方面的专业优势,少数情况下甚至会恶意转移风险给担保机构。另一方面,担保机构承担的风险无形中被扩大,加大了业务操作难度和成本,浪费人力、物力,削弱担保能力,从而难以发挥政策性职能。
5.长效的资本金补充机制
台湾地区通过立法明确规定“政府”和银行业按一定比例对信保基金提供资金,但事实上执行中有一定弹性。相对而言,“政府”的出资义务更大,是“政府”预算的重要内容之一。信保基金可以根据自身的经营需要和银行业的盈利情况向“政府”和银行业提出资本金补充申请,没有硬性的条件限制。一般而言,当银行业经营困难时,“政府”投入较多,反之,则银行要加大投入。而“政府”对信保基金的投入,往往事关政府的声誉和选举的人心所向,因为中小企业的就业人数是不容忽视的民意所在。
从大陆担保机构看,除北京市以地方法规形式建立了再担保的资本补充机制外,大多数国有担保机构并没有法定的长效资本补充机制,一般要基于提升服务能力和盈利能力,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担保机构发挥社会效益。
6.专业的管理团队
在充分认识到中小企业经营风险高的基础上,信保基金建立了专业化的团队。从业人员一般都具有高学历和金融从业经历两大特点。同时,为了确保团队稳定和基金长效机制作用,信保基金比照“国有”金融机构从业人员薪资水平制订人员考核机制,收入相对比较高。这种薪资设计一方面有利于避免政策性机构人浮于事的弊端,又可以避免市场化主体单纯追逐利润而忽视社会效益。
图:考察小组向台湾金融界同行学习取经。
(二)完善的社会征信体系是台湾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发挥作用的重要保证
上世纪70年代,台湾地区建立了台北市银行公会联合征信中心,90年代成立了财团法人金融联合征信中心,后者的宗旨是建立全台信用资料库,以提供经济主体信用记录及经营财务信息供会员机构查询。该中心也是亚洲地区第一家汇集个人和企业正负面信用资料的机构,曾获世界银行全球信用报告机构评比综合评分第一名。该机构的权威性和开放性给金融机构、担保机构服务中小企业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也促进了台湾地区企业和个人信用体系的完善和信用价值的提升。
同时,台湾地区较为注重通过行业协会指引成员单位守法守约、维护诚信、珍惜诚信。比如代表农民利益的农会不但从各方面维护农民的利益,而且在内部净化和约束方面也发挥着重要的稳定器作用。
考察期间,考察小组人员曾在不同场合问那些对大陆情况比较熟悉的岛内同行,信保基金模式如果在大陆复制,最大的水土不服可能是什么,其中一个共同的答案就是,台湾地区地域小,有发达的个人征信系统,中小企业的信用风险情况和大陆差别较大。
在考察小组看来,这种观点不无道理。大陆的社会征信体系相对滞后于中小企业的发展速度,对商业违信行为的打击力度不够。此外,银行征信系统的开放度也不够。以上海为例,再担保机构不仅在使用银行征信系统方面没有任何特别授权,甚至要通过自己提供服务的小贷公司等类金融机构的协助,才能获取中小企业的有关信用记录。这种情况与再担保的功能定位很不匹配。
(三)充分竞争的银行业与台湾地区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发挥作用密切相关
在考察小组看来,岛内中小企业信用风险相对较低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银行业在利率市场化的冲击下经历过严重的利润下滑,市场的充分竞争使银行业的风险管理水平也经受了重大考验。实地考察岛内的银行业就会发现,银行和台湾的便利店一样多,而且十分方便,服务非常贴近居民。一个银行经理就像大陆的居委会主任和片警一样,对所辖区域的客户情况非常熟悉,这使得银行对中小企业的贷款非常有针对性,风险的跟踪也很及时,大大降低了贷款的风险。可以说,充分竞争的银行业对控制中小企业的信用风险起到了真正的作用,这是信保基金成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四)良好的社会创业氛围是台湾地区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发挥作用的社会基础
考察小组对台湾地区具有代表性的中小企业进行了考察,对良好的社会创业氛围印象很深,这也是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发挥作用的重要环境因素。
1.“政府”提供良好的创业环境
在硬件方面,台湾当局积极盘活“国有”资源,引导青年投入创业。比如这次考察小组去的松山文创区,原本是日据时代烟厂旧址,“政府”通过BOT方式操作后,现在已经成为台北著名的文化创意园区。与此类似的还有华山文创、高雄的驳二特文创,后者原本是高雄港的一个码头仓库,经过精心策划也已经成为与台北遥相呼应的南部创意区。彰化县田尾乡花卉批发市场也是以“乡政府”的公共财产改造成为农民、农会和经销商业务往来的交易平台,让田尾成了台湾地区园木花艺的发源地,形成了颇具特色的区域经济。
当然,信保基金提供的担保,也是“政府”为创业者提供的政策支持。信保基金作为具有政策性功能的机构,会根据“政府”政策与各类金融机构共同推出支持青年创业的各类产品和计划。信保基金前总经理詹益燿先生在交流中曾经介绍过一些文化影视创业案例。当“政府”鼓励文化影视业时,信保基金及时跟进,积极扶持文化创业者,著名电影《海角七号》就是在信保基金的支持下制作完成并大获成功。
图:考察小组走访台湾文创机构。
2.大众有很高的创业创意热情
在考察中,考察小组感受到岛内民众不但非常善用“政府”资源,创意和创业的热情也非常高。在走访的中小企业中,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创业者有想法、有规划,并善于实施。比如考察小组考察的一个知名果子工场,原本只是个小型食品加工企业,在经历过多年利润微薄的代工发展阶段后,积极创新,很早就把时下流行的“体验式消费”引入经营中来,将食品的制作过程完全开放式地展现在消费者面前,通过体验拉近消费者的心,满足消费者的好奇心和安全需求,形成一种新业态。(责任编辑:宫建新)
图:考察小组与中小企业经营者进行交流。
图:考察小组参观成功转型升级的传统中小企业。

(注:本文节选自上海再担保赴台考察小组的总结报告)